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汇总十篇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1）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 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 损害补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 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 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2.3 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
,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 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3.3 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决定在有关机关作出后,对于不能在限期内完成治理任务的,现行的“关停禁转改”等行政强制措施极具极端性和破坏性,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冲突。在“污染者负担”原则指导下,实行限期治理代履行的行政间接强制,交由专门污染治理公司从事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污染治理,则能较好的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并同时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在对限期治理制度的执行措施和实施手段进行完善补充时,可考虑增加并强化治理代履行措施,对其实施程序和适用范围相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样,污染者为减轻其负担的代履行费用,就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而利于政府推行源头控制与末端强制相结合的污染源管理新机制。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2）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损害补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2.3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3）
例1 （2014年高考江苏地理卷第30题）我国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镉、汞、铅3种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图1为甲城市不同功能区土壤中4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及用此4种元素计算出的综合污染指数。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我国土壤中镉、汞、铅3种重金属污染物分布特点的成因是_______。
（2）甲城市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情况空间分布特点是_____。
（3）甲城市矿冶区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的两种重金属元素是_____，其原因是__________。
（4）土壤污染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的主要影响是__________。为防止我国土壤污染加剧并修复已污染的土壤，需采取的措施是_______________。
【解析】第（1）题，我国东南地区经济活动强度大，西北地区经济活动强度小，所以东南地区产生的镉、汞、铅等重金属土壤污染物比西北地区多，因此土壤污染物含量呈现从西北到东南递增的态势。与东北相比，西南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分布较多。
第（2）题，读图中综合污染指数折线可以得出矿冶区污染最严重，其次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城市绿地和风景区污染较轻，开发区污染最轻。
第（3）题，读图可以看出，甲城市矿冶区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的两种重金属是铅和镉，主要是因为矿冶区在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较多，工业污染严重。
第（4）题，土壤污染会降低土地生产力，破坏土壤资源，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继而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为防止土壤污染加剧，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对污染源的治理，加强宣传，提升环保意识，切实保护土地资源等。
【答案】（1）东南地区经济活动强度大于西北地区，产生的土壤污染物多；西南地区有色冶金工业分布较多
（2）矿冶区和居民区污染最严重；开发区和风景区污染较轻
（3）铅、镉 矿冶区工业污染严重
（4）降低土地生产力（破坏土壤资源）；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健全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污染源的治理；开展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研究，加快修复已污染的土壤；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环保意识
例2 （2014年高考福建文综卷第40题）图2示意流经某城市小河水污染程度与流量、降水的关系。读图回答问题。
（1）说出小河水污染的变化特点，简析该次水污染形成的原因。
（2）简述防治该河水污染可采取的主要措施。
【解析】第（1）题，从污染物浓度曲线可以看出，水污染的变化特点为呈“w”形变化，其形成原因要结合降雨量和河流流量进行分析。
第（2）题，防治水污染的措施主要从禁止各种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建设完善的城市截污管网和净化设施，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分析。
【答案】（1）污染总体呈“w”形变化（先减轻后加重，3日污染最严重，随后减轻恢复常态）。城市地表污染物较多；降雨后污染物被径流带人河流；河流流量小，河水自净能力差。
（2）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水环境的保护意识；禁止各种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建设完善的城市截污管网和净化设施；引水冲污，增强河水自净能力。（答三点即可）
二、考点归纳
1.环境问题的成因及表现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协调而造成的。对其成因及表现的分析理解，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1）正确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对立统一的关系，如图3。
（2）环境问题产生的机理与表现，如图4。
【误区警示】
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破坏导致环境退化，从而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污染往往引起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往往引起资源短缺，资源短缺也会引起生态破坏。
2.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如表1）
3.环境问题的地域差异
（1）城市与乡村主要环境问题的差异（如表2）。
（2）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环境问题的差异（如表3）。
4.我国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如表4）
【方法技巧】
（1）分析环境问题的类型、表现和分布。首先应从题目所给图、表、文字等资料入手，判断出该环境问题是什么，是属于生态破坏还是环境污染，从而结合相关知识分析判断该环境问题的特征以及在其他区域的分布等。
（2）分析成因。成因一般包括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两方面，目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导致资源和能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人为原因是分析的重点。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滥伐森林、滥垦草原、过度捕猎、过度开采矿产资源、大量排放废弃物和随意排放有害物质等。另外，自然原因也是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分析自然原因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地形条件：封闭、低洼的地形使污染物不易向外扩散，容易产生大气污染和酸雨；逆温天气：空气的垂直运动受阻，使污染物停留在地面附近，加剧了大气污染；水域条件：相对封闭的水域，缓慢的流速，使水体更新速度减慢，降低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容易引起水体污染。
（3）分析后果与危害。主要是指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学生回答问题要准确、全面。例如，温室效应的加强对地理环境、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都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学生在回答时这两方面都要分析到，不可遗漏。
（4）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一般可从政策、法规性措施，工程、技术类措施，宣传、教育类措施，生物措施等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污染问题：根本措施在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可通过提高利用率、净化处理后排放、使用环保原料和燃料等达到目的），同时加强绿化，以增强环境自净能力，对于全球性问题还需加强国际合作等。生态破坏问题：治本在于恢复生态，因此首先要改变和停止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其次通过恢复植被、水域等增强环境的平衡调节功能。资源问题：要从“开源”（替代资源开发、加强储量勘探等）和“节流”（提高利用率、减少浪费、加大资源循环利用等）两方面入手。
三、命题预测
高考对环境问题的考查集中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方面。从考查内容上看，以不同区域某一环境问题的统计图表、文字数据等切入，结合区域图考查环境问题的成因、危害及防治；以当前我国或世界发生的重大环境问题为切入点，综合考查某种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原因、危害、防治措施；结合重大工程考查相关环境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分析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联系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的相关内容考查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今后高考命题的热点，试题将特别关注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及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考查形式上看，多以示意图、坐标图和文字材料呈现信息，选择题、综合题并重。从能力考查上看，注重基础知识、基本原理的识记及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注重对图表资料的分析、推理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的考查。
四、强化训练
（原创）图5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分布图。读图完成1～3题。
1.图5中a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主要人为原因是（ ）
a.长期以来的毁林开荒
b.过度放牧和过度樵采
c.土壤疏松，降水变率大
d.植被覆盖率低，涵养水源能力差
2.图5中a、b两地区人地矛盾尖锐的共同成因是（ ）
a.人口增长过快，过度获取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b.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工业污染
c.经济发展水平高，非可再生资源过度开采
d.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多发
3.图5中a、b两地区生态建设的共同措施是（ ）
①改良红壤，治理中低产田②封山育林，增加植被覆盖率③有计划地存放表土，大力开展土地复垦工作④改变过去单一生产粮食的现象，进行多种经营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4.（改编）图6为我国规划中的粤赣运河漫画。下列关于粤赣运河，叙述正确的是（ ）
a.连接了长江流域的赣江和珠江流域的北江
b.可发展航运、养殖等，有百利而无一害
c.穿越巫山山脉，有利于武夷山旅游业的发展
d.占用沿线大量的土地，延缓当地经济的发展
图7为我国某区域主要地理要素联系示意图，读图回答5～6题。
5.与图7中甲、乙对应的是（ ）
a.草场退化、土壤次生盐碱化
b.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
c.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
d.土壤次生盐碱化、水资源短缺
6.解决乙问题的合理措施有（ ）
①南水北调②退耕还林③治沙治水④节约用水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④
（改编）表5是寒潮、酸雨、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在我国四个省级行政区危害程度的相关统计资料（“”越多，表示危害越严重）。据此回答7～8题。
7.寒潮、酸雨、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分别对应的类别是（ ）
a.ⅰ类、ⅱ类、ⅲ类、ⅳ类
b.ⅳ类、ⅰ类、ⅱ类、ⅲ类
c.ⅱ类、ⅰ类、ⅳ类、ⅲ类
d.ⅱ类、ⅳ类、ⅰ类、ⅲ类
8.m代表的省级行政区可能是（ ）
a.海南
b.浙江
c.山西
d.吉林
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2013年3月4日起，北京等地严重的灰霾天气，令公众对pm2.5的关注急剧升温。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邵敏教授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材料二 大气中pm2.5主要来源示意图（图8）。
（1）我国城市大气中pm2.5的主要成分是________；美国城市大气中的pm2.5主要来自________。
（2）根据材料，分析我国治理pm2.5将面临哪些困难。
【参考答案与解析】
1.a a地区是黄土高原，该地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轮荒）；破坏植被；不合理的开矿。
2.a b地区为南方低山丘陵，a、b两地区人口增长过快，过度获取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3.d a、b两地多有较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应封山育林，增加植被覆盖率；改变过去单一生产粮食的现象，进行多种经营。
4.a从图示及其名称上可以看出，粤赣运河就是连接长江流域的赣江和珠江流域的北江，a项正确；运河建成后，可以发展航运、养殖等，但是对沿线土壤、生物多样性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不可能是百利而无一害，b项错误；南岭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因此该运河应该穿越南岭，c项错误；运河会占用沿线大量土地，但是也会带动当地农业、航运、养殖、旅游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发展，因此会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d项错误。
5.d大水漫灌会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在蒸发旺盛的条件下会导致土壤出现次生盐碱化；该地区降水总量少且蒸发旺盛，加之工农业用水量大，易造成水资源短缺。
6.d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跨区域调水是解决该区域水资源短缺的有效措施。
7.d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广东酸雨、新疆荒漠化问题突出，四川水土流失、酸雨问题较严重，可得出d选项正确。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4）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修改的亮点有：删除了污染环境罪的空间限制范围，扩大了污染环境罪的污染物的范围，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明确确立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但不足之处在于其所保护的额法益存在争议，没有明确本罪的罪过形式，建议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为过失类犯罪，对故意污染环境的添加经济刑。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环境权；罪过形式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保护的法益争议
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同样发生了变化呢？目前在学术界还是存在一些争议。
1、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其理由有：首先，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没变，依旧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必然包括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其次，“严重污染环境”应以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衡量标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为该罪所保护的隐形法益。
2、有学者认为发生了变化，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其理由是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该罪所保护的焦点由“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变为“严重污染环境”。
3、“严重污染环境”应包括二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纯的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这意味着污染行为只是破坏了自然环境而没有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第二种是污染行为既破坏了自然环境又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第二种情形是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最主要的情形。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说明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已经扩大化，提前化，不再单纯的只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更加注重对环境本身的保护。
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要提出相关质疑。区分法益和明确法益的目的在于区分此罪和彼罪，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此时笔者认为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的法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彼罪的区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此时会出现两种情况构成此罪：一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制度会构成此罪；二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构成此罪，而此时之所以会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显然是因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制度所导致的。所以不管是有没有造成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都不影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其他罪的区分。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与其间接保护的国家环境保护制度。首先污染环境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受类罪名的限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个类罪所保护法益是社会管理制度，具体到污染环境罪应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其次，污染环境罪依旧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违反的规定就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所以，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再次，由于是否侵犯财产与人身安全不能有效区分此罪与彼罪，不能将之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同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意味着只要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单纯的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即使没有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事故，同样构成污染环境罪。
二、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影响分析
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①。第二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或者故意②。第三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③。第一种观点是主流学说。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有：首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事故类犯罪，事故类犯罪的主观罪过一般都是过失。其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较轻。较轻的法定刑只有与过失犯罪相称才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再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过失犯主张的是结果无价值论，本罪是结果犯，故本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最后，罪过形式的不同是区分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根本。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超过过失的主观意图就是故意，故意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第二种观点的理由是：由于法律没有明文的规定，故本罪的罪过形式即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第三种观点的理由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是故意，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本罪罪过因其不明确和重要性，却是一个值得探讨与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
第一，从正常经济主体角度出发，任何一个理性的主体，设立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生产经营，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污染环境的后果往往是经济利益的附加品。若将其认定为故意犯罪，实践中难以确定区分间接故意与过失，根据对犯罪人有利解释原则的运用，可能直接要求单位加大经济赔偿数额以赔代罚，更为司法寻租提供了温床。而且《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本罪的目的在于降低定罪门槛，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将该罪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只可能更多的遗漏污染环境者，与立法本意相违背。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④和第十五条⑤的规定，刑法以行为主体对于刑事犯罪结果发生的态度作为区分过意或过失的条件，违反国家规定是故意，但并不代表犯罪是故意。
第二，主张过失论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较轻，较轻的法定刑只有与过失犯罪相称才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这种理由是有问题的，它混淆了定罪和量刑这两个基本问题。定罪解决的是犯罪行为的事实问题，而量刑解决的是犯罪行为的责任问题，我们不能用责任问题反推限制事实问题。对于一个犯罪行为，一般只有先认定事实问题，才能确定责任问题，不能先确定责任，再认定事实。虽然支持过失论，但该理由不能推出此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第三，过失类犯罪一般主张结果无价值论，并将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定罪的基础。从该罪的文字表述中，我们并不能明确的得到该罪是否将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定罪基础，但是2013年6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⑥，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将犯罪结果认为是本罪的成立要件。
当然也有人提出该解释第一至第五项没有提到具体的污染结果，该罪也可能是一个行为犯。但是行为犯与过失犯罪的区别在于，行为犯根本不考虑结果发生与否，但是过失犯罪将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其实解释第一至五项，主要考虑到环境污染危害结果的长期性潜伏性，有必要对部分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因果联系的行为，即使该污染危害没有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也应该将其认定为犯罪。否则，等到显现出来时，那个污染企业可能早就不在了。
环境污染危害结果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是各种因素导致的，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即使是鉴定机构也能难区分污染企业行为导致危害的原因力大小。而且我国虽然存在环保三同时制度，但是实践生活中治污往往是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很难分清到底是哪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利用恶劣行为推定结果，从而定罪也是基于当下司法实践的权宜之举。故而，我认为该罪应当是以结果发生作为成立条件，属于过失类犯罪。
三、故意污染环境的定罪分析
我们提出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问题，若某个企业为了追寻经济利益进行排污行为，放任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时，应当定何罪？为此，我们必须先了解两罪的区别。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污染环境罪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污染环境罪侵犯的法益是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二是主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污染环境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三是行为方式有所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是行为人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实施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质投放在公共场合，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罪中，行为人的行为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有放射性的废物、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四是犯罪对象不尽相同。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是放射性的废物、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犯罪对象是危险物质。有害物质的范围明显大于危险物质的范围，这意味着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比投放危险物质罪宽广。五是两罪发生的场合不同。污染环境罪多发生在公司、企业及个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投放危险物质罪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六是罪过形式，在投放危险物质罪罪过形式是故意，而污染环境罪罪过是过失。
上述六点区别中，客体的区分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说侵犯环境权也可能涉及公共安全，因此客体对于区别两罪意义不大。两罪的行为方式在理论上界限清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只有根据犯罪发生的场合和罪过不同来区分两罪。
以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为例，分析不同利益主体为自身利益所做的利己的认定。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的基本情况是：2002年5月，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经盐城市环保局审批建设年产500吨氯代醚酮项目（公司位于二级饮用水保护区，盐城市饮用水取水河癖蛇河上游）。2004年8月通过验收，系“零排污”企业。根据验收报告的要求，母液应外售，钾盐水、酸性废水、间接冷却水均应经过中和、吸附后回用，但标新化工自生产以来，从未使用过活性炭处理设施。除在2006年至2007年部分钾盐废水（共50吨左右）外售至阜宁新宁助剂厂外，标新公司生产产生的钾盐废水及其他废水均直接通过明暗管道排放至厂区北侧或东侧的河中，导致盐城市城西水厂、越河水厂等水源遭受严重污染，近20万盐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供水被迫中断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00元，并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将此案判决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该案一时成为热议，也引发了法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思考。
主张污染环境罪，主要是认为主观罪过形式难以确定为故意，即使故意的情况下罪责刑不相适应，根据“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的司法原则应当认定构成污染环境罪从重处理。而主张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要认为该事件性质比较严重，危害到公众利益，而且在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的情况下，故意进行环境污染并不构成本罪，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进行处罚。
就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应当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确定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并不能仅仅以主观罪过不能直观确定，而鲁莽的依据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推理认定为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指引着行为人进行犯罪行，我们只需要从犯罪行为中即可有效推断出罪过。
就本案而言，标新化工应当采取活性炭设备处理污水，而未进行处理，并不是一时而为之，是自投产运行以来，一直没有进行污水处理，足以明确其间接故意。
第二，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虽然从表面上分析故意污染环境与过失污染环境仅仅是主观罪过不一致，但主观罪过不一致就足以从七年有期徒刑变成死刑。本质上来讲，刑法惩罚重点的不是行为，而是意志。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与人不同，也是取决于不同的行为意志。故意与过失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程度是截然相反的，主要是频率所决定的，故意污染环境的频率远远大于过失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在实质性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相同的情况下，故意行为的危害必然大与过失。
从量刑上看来，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⑦与污染环境罪⑧的刑罚大体相当。即是认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与环境污染的危险程度也是大体相当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推测，没有将故意污染环境另行规定罪名，是为了避免故意污染环境与投放危险物质两罪的竞合，避免刑法适用上的不一致。
再者，危害结果的严重与否并不影响到定罪，这只是一个量刑情节。
第三，从犯罪场合来看，其实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包括污染环境罪的。污染环境罪犯罪场合是日常经营生产过程中，但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没有特别说明犯罪场合即为所有场合均可能成立投放危险物质罪。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在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故意类型污染环境罪时，我们只能从其他与之有重合的犯罪中进行认定，故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从法理上是成立的。
之所以对一个本无争议的犯罪事实会产生争议，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选择利益”的不同。该案的行为人为了自身利益，力主构成污染环境罪。倘若该行为被定为污染环境罪，他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仅仅相当于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刑事责任，总体上刑事责任较轻。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是明确环境污染的罪过形式。
四、完善污染环境罪的建议
目前，随着我国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造成的严重损害，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已引起法学理论界的普遍关注。通过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确立科学、合理的污染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机制，通过这种控制机制的正当运作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既是理论界的共识，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确认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并且应当间接包括国家环境保护制度。污染环境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受类罪名的限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个类罪所保护法益是社会管理制度，具体到污染环境罪应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
（二）污染环境犯罪主观要件的完善，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类犯罪。即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持过失的心理态度。
（三）如果行为人基于故意，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故意环境污染罪，所以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
（四）适当的加大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处罚力度。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统一。在污染环境罪刑罚方面的完善中，首先要做的应是提高量刑标准，按照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以使罪责刑相适应。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民事责任。这样才会使犯罪人因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而降低其犯罪的可能性。
（五）将故意污染环境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量刑上没有罚金。我国没有成熟的公益民事诉讼，污染治理机构无法获得民事赔偿，在法理上确有不足，我们还是有必要单独确定故意类型的污染环境罪。（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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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7页。
② 参见张穹主编：《刑法适用手册》（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页。
③ 参见周道鸾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页。
④ 《刑法》第十四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⑤ 《刑法》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⑥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与日俱增，污染事故频发，致使公民的财产、健康、生命受到很大损失，严重干扰公民的正常生活。归责原则是环境污染侵权的核心，归责原则的确立是研究任何一类侵权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我国已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环境单行法律、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中对环境污染侵权做出了规定，但因法律规定不统一，各法律条文存在许多冲突矛盾之处i。具体如下：
（一）《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
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有学者将其解释为过错责任，以“违反国家防范污染的规定”作为认定环境污染侵权的必要条件。
（二）《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90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学者也将其解释为过错责任，违反有关规定即视为有过错，有过错才承担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65条规定：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明确的表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并不需要加害人主观上有过失或故意。
（四）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也是规定为无过错责任。还有很多环境特别法，也是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从以上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并不统一，法律之间存在抵牾和冲突。
二、国内针对环境污染侵权归责原则的几种学说
（一）单一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在民法学界，环境污染侵权应采取无过错责任也占据通说地位。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侵权采用无过错原则有很大的必要性，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需要。其二，是价值上的需要。具体为：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需要和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需要。有学者指出：“环境污染一般由生产者造成，且污染过程很复杂，受害人又大多为一般群众，二者实力悬殊过大，因此法律对于环境侵权设定无过错责任，旨在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惩罚。”ii
（二）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
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北京大学的王成教授。有许多学者把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解释为无过错责任，王成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解释，其认为该条是关于环境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并认为排放行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是侵权行为的前提条件。针对无过错责任支持者提出的采取无过错责任会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观点，王成教授也予以了反驳。众所周知，在侵权法上，有损害才有救济，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害就一定会得到救济。在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污染不可避免，若采取无过错责任，只要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就必须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太过强调对权利的救济，而忽略了行为的自由。王卫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应在在侵权法的所有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iii环境污染侵权是侵权领域的一种，因而环境污染侵权中的归责原则也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三）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有部分学者支持过错与无过错相结合的二元归责原则，典型代表人物是中南政法大学张宝教授。其认为现行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无论规定为过错还是无过错原则都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他建议按污染物的不同类型规定为过错与无过错相结合的二元归责原则。iv他认为，污染物像一些化学物质和微生物，如重金属有机毒物、农药有机毒物、病原体等，其排放首先会造成环境的组成要素如大气、土壤、水的污染，然后才导致人身、财产损害，这种污染可被我们称为实质污染，因为其对环境造成了实际的损害；而另一些污染物像噪声、光、热、振动等并未对环境造成实际污染，而是直接对人的身体、财产造成伤害，我们可形象的称为虚拟污染。这种分类以环境学为依据，为环境污染侵权归责原则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这两种类型的污染，要区别对待。具体如下：
1.实质性污染应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实质性污染主要由企业排放，且其通常是大规模侵权，受害人较多，损害潜伏期较长，双方地位严重不对等，受害人获取证据非常困难，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应适用无过错责任，造成损害即承担责任。
2.虚拟性污染应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虚拟性污染因为其不具有可量性，很难用有形的损害来确定损失，但科学研究证明，这种污染超过一定量就会对人的财产和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因此需要规定一个标准，就是强制性排放标准，若超过这个标准，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三、小结与反思
法律理念，正义，正是要求相同事物相同处理，不同事物不同处理。”v对于规则的设置来说，需要以对规范对象做出科学的类型化区分为前提，若非如此，便可能造成针对不同事物却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最终结果便是违背了正义、公平、背离了法律理念。根据不同污染物类型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注释：
i王成.环境侵权行为构成的解释论及立法论之考察[j].法学评论，2008（6）.
ii张敏纯.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iii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iv张宝.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j].现代法学，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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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明.环境侵权行为构成的解释论及立法论之考察[j].法学评论，2008（6）.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6）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由此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于是环境污染问题成了近年来全球普遍关注的热门问题。环境问题是指因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以及由此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1]环境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常说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的原因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或生物学等方面的不良变化而影响人类生存的现象。[2]其实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环境污染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环境污染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如噪音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本文拟从下面一个案例入手，探讨人们生活别是在城市生活中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种新的污染形式-光污染，进而分析光污染侵权损害的有关问题。
由于不堪忍受对面高楼玻璃幕墙的反射光每天长达十余小时的照射，家住历下区武库街的一居民以“光污染”为由，将山东华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告上了法庭。原告李某系济南市历下区武库街17号院内的一户居民，被告华能大厦则位于泉城路17号，原被告相距近百米。1996年，22层的华能大厦建成竣工。原告诉称：由于华能大厦的玻璃幕墙及楼顶的金属球的反光从原告的后窗直射进屋，一天14个小时的光照导致室内温度过高，不但使人根本无法休息，而且让原告及其老伴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病情加重，先后花去医疗费2000多元。为了降温，原告家里的电风扇从早到晚地吹，近几年来，已相继烧坏了3台电扇，落地扇也修过两次。为此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除防碍，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共计28000元。但华能大厦认为，自己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大厦是按规范要求设计建设的，该大厦与原告住房相距百米，其反光不会对人体及财物造成任何损坏；且原告所说的“光污染”，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受理后，历下区法院即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法院查实，被告华能大厦顶部的两个金属装饰球确实存在反光现象。但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有关光污染的规定，因此，华能大厦顶部金属装饰球的反光现象是否达到光污染标准，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定论，且原告不能证明其病情加重及财产损失与反光现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3]
至此，这起“光污染”侵权损害案件因为我国没有“光污染”的相关规定而以原告败诉而结束。那么，光照是否能构成环境污染侵权呢？“光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外国立法例中加以研究分析。
二、 国外有关立法及理论探讨
1、 德国立法-不可量物侵害制度
从历史上看，对于他人土地权利之享有或使用而发生排他害（亦即妨害）的情形，德国自中世纪开始即以概括性名词“immission”称之，进而形成为独立的“immission”制度。大约于13世纪，该制度开始成为德国法制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并受到相当重视。[4]所谓“immission”制度，一般被理解为“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德国对于光污染没有做明文规定，但其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实际上包含了光污染这种侵权类型。
对于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德国现行民法典有明文规定。其民法典906条规定：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入：（1）土地的所有人，以干涉不侵害或只是非重大侵害对其土地的使用为限，不得禁止煤气、蒸汽、气味、烟气、煤炱、热气、噪声、震动和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干涉的侵入。依法律或行政法规确定和估价的干涉不超过在此种规定中规定的极限值或标准值的，通常为非重大侵害。对于在依《联邦公害防治法》第48条的，并且能够反映技术发展水平的一般行政规定的数值，适用相同规定。（2）在重大侵害为因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他人土地而引起，并且不能通过在经济上可以要求此种使用人采取的措施加以阻止的限度内，适用相同规定。所有人依此应容忍干涉的，在干涉对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其土地或对其收益所造成的侵害超过可以要求的限度时，可以向他人土地的使用人请求适当的金钱补偿。[5]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不可量物侵害指的是煤气、蒸汽、气味、烟气、煤炱、热气、噪声、震动七种及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干涉的侵入。至于“类似干涉的侵入”，依其司法判例看大致包括下述物质所生侵入：尘埃、砂、采石之粉、灰、火花、湿气、真菌类、雪、铳弹、电流、落叶及“光的有意图之侵入”。此外，仅有较小体积且其侵入之防止成为困难的某些动物，如蜜蜂、鸠、耗子所生侵入亦包括在内。[6]
对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可以说其民法典第906条已规定的相当详尽可行，对七种典型的不可量物侵害作了列举式规定，而对于那些不典型的不可量物侵害，以及随着社会生产力、科技的发展而新出现的不可量物侵害全部包括在“类似干涉的侵入”之中。对这些“类似”侵入，不可能作完全详尽的列举式规定，因为这些侵入具体包括哪些种类很难确定，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会产生出许多新的不可量物侵害类型，作此“类似干涉的侵入”的立法规定符合社会实际，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同时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以判例的方式确定“类似干涉的侵入”的具体类型，有利于实现立法的目的。正是因为有此“类似干涉的侵入”的规定，且由法官以判例的方式确定了诸多种类的“类似侵入”，如电流及“光的有意图的侵入”等，才真正完善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而且，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不可量物侵害所包含的范围仍会不断扩大，因为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和方便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不可量物侵害”类型。
参照德国立法及判例可发现，德国对不可量物侵害的规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认，例如在其司法判例中就确认“光的有意图之侵入”构成不可量物的干涉侵入，对被侵入方构成侵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他方生活环境的侵权，是环境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光的有意图之侵入”就是对环境的一种污染，因为它造成了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环境，是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类型（相对于传统的环境污染类型而言，如废气、废水、废渣等）。当然，若仅是轻微的光的侵入就不认为是侵权，因为被侵入方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即有一定的容忍限度，如何来确定这一限度应由法官自由裁量。
2、 法国立法-近邻妨害制度
在民法立法上，法国民法典并未象德国民法典那样就不可量物之侵害问题设置特别规定。对于社会生活中的近邻妨害如烟雾、音响、震动、声、光、电、热、辐射、粉尘等不可量物侵入邻地造成干扰性妨害，对于邻地之日照、通风、电波障害（电波干扰），以及因挖掘、排水致邻人侵害等，法国民法典并未作出规定，而是将其纳入“近邻妨害制度”之中，因为，法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判例与学说理论经过不断的探索与积极的讨论，以至于时至今日，基于判例形成、学说构筑的近邻妨害制度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定型的制度，实现并积极发挥着与德国法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同样的调整功能。[7]当然，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在法律要件及法律构成上有所不同。
由于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主要是由司法判例与学说构筑而成，因而更具有灵活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及时确立各种类型的“近邻妨害”侵权类型。从其判例来看，其近邻妨害侵权不仅包括实物侵权（粉尘、落叶侵害、光害、煤、烟、噪音等，这类似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还包括观念侵害（如娼家之营业等）。对于光侵害，法国也是以判例的方式予以确认，其典型判例为：
pairs 24 mars 1936，graz.pal. 1936.1.757
y机动车公司在与邻地相接近的境界处安装了一个霓虹灯广告招牌（一共6个字，招牌本体与地面垂直，霓虹灯发出的光成橙色，分外耀眼）。亦正是因此，其邻地之居住者x1等，每每在该招牌的霓虹灯被接通电源之时起，即必须马上把窗帘等遮蔽物拉上。同时，因在窗户旁边有如此强烈的光，致使在窗户旁边进行工作及居住都成问题（尤其是三、四层之住户遭受的损失更大）。为此，x1等提讼（其提出的请求事项不明）。控诉院维持原审判决，指出，以霓虹灯作广告活动，即使其与国家的有关公共道路之行政规则相和，也不得对近邻不动产的居住者之平稳生活与他们日常进行的通常的业务活动施予重大妨害。因此令y撤去其霓虹灯广告招牌（于判决后1个月内完成），并赔偿损失（25000法郎）。[8]
从法国立法及司法判例来看，对光的侵害也认定为是近邻妨害侵权的一种类型，是属于相邻关系的范畴。
3、瑞典的《环境保护法》
瑞典由于地处北欧，环境优美，国民对环境污染也相当关注。与此相应，该国《环境保护法》（1969年第387号，1995年修订）详细列举了众多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其中就有光污染。该法第一条规定：本法适用于：3、（1、2两款本文略）以可能造成大气污染、噪声、震动、光污染或其他类似方式干扰周围环境的方式对土地、建筑物或设施的使用，但暂时性干扰除外。[9]可见，瑞典对光污染这种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在立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这在各国立法中是比较少见的。
综合国外各国的有关立法及司法判例可以发现，对于光污染这一侵权类型，虽然大多数国家没有在立法中明文规定（当然，瑞典作了明文规定），但从各国的司法判例来看，对于光污染这种侵权形式都作了确认，有的认为它是相邻关系侵权之一种（如法国），有的认为它就是一种环境污染（如瑞典）。其实，虽然德国、法国等国家没有将“光的侵入”规定为一种环境污染形式，但是归根结底，“光的有意图的侵入”（即因人为因素非自然地侵入他方），实际就是侵害了他人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因为大气、水、日照、通风等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各个人都享有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享受舒适生活的所谓环境权。如果因为人为因素（如新建筑物反光、新增发光设施等）而使光（包括日光及各种灯光光线）侵入他方，实际上就是干扰了他方工作、学习、生活的生活环境，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有可能给他方造成财产甚至是人身上的损害，这种损害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环境因素，使他方的环境发生某些变化而发生的，因此，应当视为一种环境污染侵权。
三、 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
1、 宪法
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宪法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公民享有舒适环境的环境权，任何影响他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构成侵权，都应当被禁止。但宪法对哪些行为、现象属于侵权并未作出规定，这就需要其他法律法规予以确认。
2、 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防碍，赔偿损失。
民法通则的这条规定是规范相邻关系的，这与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是类似的。依现今通行的说法，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光的侵入”这种侵权形式，因为防碍“采光”都被解释为影响（一般是阻止）他方正常采光（一般指自然阳光），对于这种“光的侵入”情形，如本文开头案例中所指的情形及其他灯光的人为侵入等，似乎不是本条立法的规范范围。但是作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条款，仅仅作这种字面的狭义解释，也未免不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相邻关系的侵权类型也在日渐增多，而且该条文在列举了截水、排水、通风、采光之后又加上“等方面”的相邻关系，这也类似于德国民法典906条之中的“类似干涉的侵入”。至于“等方面”具体应包括哪些方面，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认识的不断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作出具体的判断，也就是应当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来判断哪些情况还会构成侵害相邻关系的侵权类型，这样的话，本文开头所举的案例似乎也有适用该条文的余地。
3、 环境保护法
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这条规定是我国进行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最基本的条款。本条列举了废气、废水等众多的环境污染类型，但是对“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否是一种环境污染也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光的有意图侵入”应该构成环境污染，因为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它能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如温度的升高，光线过于强烈而影响视觉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光的有意图的侵入”与其他污染形式一样是一种环境污染，构成侵权，当然轻微的情况下可不认为构成侵权。
4、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本草案建议稿第134条规定：不可称量物侵入的禁止：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于他人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煤气、蒸汽、热气、臭气、烟气、灰屑、喧嚣、无线电波、光、振动及其他相类者侵入时，有权予以禁止。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当的除外。[10]
该条实际上是仿照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加以发展完善而制定的。不可量物侵入的禁止实质上是保护居家安宁和生活环境，其立法目的是保护环境，所以说不可称量物侵入这种侵权类型实际上侵害的是环境权，这些侵权类型实质上是基于物权（所有权）的环境侵权。如果是仅仅是禁止不可称量物的侵入，则可依据该条文予以请求禁止。但如果这种侵入给他人造成财产、甚至是人身损害，仅仅依据该条文予以禁止似乎还不够，除禁止外，还应当请求损害赔偿，这时的侵权损害就应当归于环境侵权。将不可量物侵入侵权类型归为环境污染侵权，更有利于维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该条文明确列举了“光”这种侵入形式，对于光侵入既可以基于物权（所有权）要求予以禁止，同时也可以基于环境侵权要求侵权赔偿。
5、 有关地方法规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制定本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目标和措施，加强对废水、废气、粉尘、固体废物、噪声和光污染的防治”；《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32条规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振动、电磁波辐射、光污染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厦门市建筑外墙装饰管理暂行规定》第14条规定：“对周围环境会产生光照污染的玻璃幕墙或金属幕墙，应采用低辐射等镀膜或非抛光金属板，不得采用镜面玻璃或金属板等材料。”
可见，诸多地方法规对光污染这种环境污染类型已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依据宪法及有关民法、环境法等的立法目的及宗旨，针对实际情况及社会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对相关法律及时作出的补充性地方规章。可以说这些地方规章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体现了有关环境法方面的立法方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合以上我国的立法可见，对“光侵入”这种侵权形式，我国的现行立法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目的及学理解释，光污染侵权损害这一侵权类型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有关立法之中，特别是许多地方规定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光污染侵权，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相邻关系的规定请求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也可将其作为一种环境污染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物权法可能对此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但物权法是基于所有权来规范光的有意图侵入，更重要的是应当在环境立法中将其确认为一种环境污染形式，同时纳入环保法的范围，以保护当事人及整个社会的利益，维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四、 光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
光的有意图的侵入作为一种环境污染侵权，其构成要件与一般的环境侵权相类似，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必须有因光的侵入而污染环境的行为
也就是说，光的侵入使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温度的明显上升，影响视觉等，从而降低了环境质量，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影响了被侵入方的正常生活，降低了被侵入方的生活舒适度，如本文所举案例中原告房屋内温度明显上升等现象。
2、 必须是人为因素而造成光的侵入
造成光污染必须是人为改变光的自然状态，如新建建筑物玻璃幕墙反光以及设置各种灯饰等。这些情况下，光经过了人的活动而改变了其原来的状态。若仅仅是天然的阳光等，而且未经过人为的反射等活动来改变其自然状态，则不存在光污染问题。
3、 必须超过一定的限度
并不是只要有因人为活动而造成光的侵入就会产生光污染侵权。作为环境污染的一种，只有超过一定的限度方可构成光污染，也就是被侵入方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轻微的光侵入并不构成光污染侵权。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一限度呢，立法中可以确定一定的判断标准，并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判断。
4、 要有一定的损害事实
这种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财产损害），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损害。因为光的侵入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降低了生活的舒适度，给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损伤，影响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所以光污染最关键的在于造成精神损害。
5、 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光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光污染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损害事实。没有因果关系，则不存在光污染侵权问题。
五、 光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对光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一般环境侵权的举证原则，即由受害方举证存在光污染侵权事实以及所遭受的损失，只要对方不能证明这种光污染事实是自然形成的，或是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这种污染行为显著很轻微，就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的责任。
小 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看得越来越重要，光污染也被人们逐渐重视起来，不管现行立法对此是否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都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立法精神对此种侵权形式予以认定，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从而维护和改善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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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景林，卢谌 （译）。德国民法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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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华彬。法国近邻妨害问题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卷）[c].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6.7 302。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7）
【正文】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步。昔日的山青水秀土肥村美的秀丽乡村，出现了水体大面积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垃圾随意堆放、工业污染加剧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策、资金和j9九游会的技术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后于城市速度，对农村居民卫生和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近期国家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力度，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农村的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使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并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切实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一)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系统破坏
农村水体污染主要表现是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污染饮用水源，无法满足农田灌溉；同时近几年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河流断流，湖泊萎缩，鱼虾绝迹，天然绿洲消失，水库蓄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固体垃圾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村庄建设规划差，基础设施少，道路无硬化、无公厕、人畜居住混杂、不可降解农膜使用量急剧增加却无法回收，固体垃圾随意堆放。
（三）农业生产不当，环境资源破坏严重
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滥施农药、化肥，恳荒围湖造田，乱挖乱采，不仅农业产品受到严重污染，也逐渐污染了土壤、空气、水源，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自然灾害多发，土地退化、沙化、碱化严重，进—步加剧了人地矛盾。
（四）集体林权改革滞后，林业生态系统破坏
集体林权改革滞后，经营主体不明确、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盲目开发山区，发展果业，加剧了森林植被破坏。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伐木为柴，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结果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物多样性环境遭受了破坏，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土地蓄水量下降。
（五）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的工业污染
乡镇企业大多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布局不合理、无集聚效应、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工业化。由于其生存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造成污染后缺乏治理技术与资金，治理困难，使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工业化污染问题。同时大量污染严重的城市工业企业搬迁到城郊或农村地区，或者直接将城市垃圾运往农村，造成城市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成因与对策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自然、历史、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原因，这里只对其法制成因与对策进行分析。现行法制状况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立法是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为重，环境保护为轻出发，“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 。①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以新的角度和新的观念完善环境法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下面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成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环境政策原因环境政策原因主要表现是环境政策失灵。环境政策失灵是指国家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政策失灵和微观政策失灵。宏观政策失灵集中表现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忽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缺乏必要的环境问题保护对策，只到07年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才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才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与城市相比，城市早已在这些方面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环境噪声和烟尘控治、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循环经济与节能及减排、综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同时还有“创建环境模范城市”的鼓励政策以及有“飞行监测、限期治理、关停企业”等强制措施，而农村在这些方面几乎是空白。微观政策失灵是指具体的环境保护政策的缺陷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政策不够健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实效性强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但因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已有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尚需完善。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工作力度，农村环保工作都还在起步阶段，其中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规模化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农药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等政策几乎是空白。因此，要根据农村环境问题量多面广、监督对象复杂的内在特点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实际现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支持工作，在政策上倾斜，在经济上扶持，在技术上支持。要多出台农村环保财政补助、污染减排财政奖励等政策手段，推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农村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有别于城市， 但城市环境保护积累的经验和各项管理制度足以供农村环境管理借鉴。” ②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资源、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支撑。所以加大政策保障措施，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二）立法原因
立法原因主要是指农村生态环境立法缺位，已有立法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环境保护法》立法时间较早，受时代影响侧重于工业污染控制和城市环境保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关注不够，仅有几个条文很简单。我国目前的诸多其他有关的生态环境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措施与制度规定不足。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缺乏统一规范，并且未能将农村环境、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生态的保护统一起来，农民的环境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行政法规不到位，本应弥补农村生态环境的上位立法的过于原则性和不足这种情形，却未能出台一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土壤污染防治、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 。 ③各地方即使有相关地方法规，在规定上也不尽相同，比较混乱，并且是条块分割，形不成完整统一制度体系。如农业部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农业环境，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各个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涉及到渔业、水利、林业多个部门，内容和规定都存在差异。因此，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农村环保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将来的《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强调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并制定农村生态环境单行法；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也要关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等专项法规，逐步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修订原有涉及农村环境保护而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责权清晰，有效防止农村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工业、生活以及外来污水和废弃物的污染，防止农村生态遭到破坏。
（三）法律制度原因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考察现有的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会发现现有的制度比较零散、不全面，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从而导致制度缺位、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的情况。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虽已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应用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同时在农村生态保护方面仍存在制度缺位现象，至今仍没有一套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具体安排。在这种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诸如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与污染严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再次，尽管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致使制度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环境污染的治理制度来看，如排污收费制度，资源收费制度虽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中存在着一定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计划、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个部门，管理体制与环节多、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造成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因此要尽快建立起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制度。“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和考核体系建设要尽快建立，将城市环保和农村环保置于平等位置，从法律、法规体系上，对农村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 ④它是构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基本内容，对于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目的与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制度应当包括：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制度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切实可行外，还应建立如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农村清洁生产促进实施制度，生态环境建设问责制度、农村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考核制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农村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环境破坏事故防范与预警制度、农村环境纠纷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制度等。
（四）政府管理原因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管理不当。主观上来看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是有政策但政策在部门之间协调不足或冲突，无手段和措施来达到政策目标；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有效行政管理工作体系和管理措施。客观上是农村生产与生活中不科学的行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生活陋习和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缺失，企业地处偏远、点多面广，排污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监管主体很难界定，难以用城市的监管的手段与用行政执法的手段来治理。因此要克服以上不足，农村环境治理要走与城市环境治理不同的工作思路，要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变监督管理为预防管理，变单纯的依法行政为服务与执法相结合。具体工作中要将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工作体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落实工作人员与经费，探索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农村环保治理社会化管理模式和机制。其次，制订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意见，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将各项整治和建设任务分别落实到相关部门，并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制，设立环境指标作为对乡镇考核的重要指标，专门出台年度生态任务和环保专项行动考核办法。再次，要强化农村环境服务与执法力度。在服务上，要象创建国家环保城市一样大力开展生态乡村示范创建，重点开展农村工业点源污染防治、生活污水与垃圾治理、农村畜禽养殖业的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流域河道整治、生态产业实施等关键工程。加大农村农业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的推广运用力度，落实好“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的政策措施，做好农村环保项目申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在执法上各执法单位要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和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加大农村环境执法力度。
（五）生态环境技术规范制定与推广原因现阶段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足，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很欠缺。滥用化肥与农药、秸杆随意焚烧、家禽粪便污染水源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却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浑然不知。长期以来，农民缺乏环保理念，而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主导作用不足，农民缺少科学规范来保护环境，也缺乏科技与资金，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过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随着各乡镇精简与压缩，基本处于瘫痪与失灵状态。既是尚存的农技推广系统由于缺少财政支持，也无法开展农业技术推广，从而切断了农民获取环保措施的最重要渠道。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正是由于存在着政策、技术、经济等方面问题，从而使农村污染治理体系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基本没有形成有效防控与治理机制。因此要组织农业科技服务专家队伍，在农村中大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科技知识，提高农村干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大力推广绿色植保和环保防治技术，引导农民发展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畜牧业、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等环境问题；要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农药、化肥、农膜等对农田和水源的污染。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的监测工作，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要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农民群众的特点，采取符合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群众的形式，制订简单易懂的安全控害技术规程，把农产品安全生产安全与监控、农村生活污染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药化肥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技术编发成切合实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手册，把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科学规范以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送到农民身边、农户家中，使环保科技知识与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三、结论
环境法制建设是事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李建平，《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7第3期35页。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8）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较多采用的是直接管制措施，例如规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将污染者置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能够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本文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学依据〔1〕（p29）。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2〕(p569)。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的福利减少，形成外部不经济；同时，在代际之间也存在外部效应，上代人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也会造成下代人福利的减少。按照庇古的分析，自然环境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并未在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因而会造成生产企业花费的成本与社会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的差额即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体系之外，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只有政府采取税收形式，才能把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以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2〕(p576)，使其面对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没有内部化，一些行为的经济成本就不会被考虑，如果外部费用没有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素，就会引起严重的市场扭曲。〔3〕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此后，学者西蒙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社会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承担其所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因而，降低资源的社会成本，需要把外部性转移至企业内部，提高私人生产成本，促使其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内在化的设想，构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是“稀缺资源”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才需要研究社会如何从各种可能的物品与劳务中进行选择，不同的物品如何生产和定价，谁最终消费社会所生产的物品。〔2〕(p15)法国人布拉马基等把价值的起源归结为稀缺性，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观点是：凡世上过份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的财物，无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来取得它们，因而，数量多较数量少的东西价值小〔4〕（p69）。因此，一项资源只有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当环境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时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可以同时体现，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环境资源多元价值之间发生矛盾及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特征逐渐显露。一是由于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而导致某种环境功能资源产生稀缺性，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环境要素如果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二是环境净化功能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污染物需要的问题特别突出，环境容量资源特别稀缺。但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有的、无价的，可以无偿占用，结果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对稀缺资源索取费用有助于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2〕(p494)。环境保护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环境资源补偿费，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贯彻“谁污染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原则。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采用环境保护税来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税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例如，瑞典的硫税（1991年开征）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低至法定标准的50%，引进燃料税，每年co2z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吨。在挪威，1991年引进的co2z税使一些固定燃烧工厂的co2z降低了21%。在丹麦，对无危害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在1987～1993年间，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64%，其他各方面的垃圾也均减少22%〔5〕。一般而言，环境税能取得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
环境保护税可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通过环境保护税筹集的经费通常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包括直接把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鼓励其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二是由政府投入到相关领域，如部分来自固体废物税的税额返还到废物管理和处理领域。当环境税被用于除改善环境以外的其他目的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双倍效益”。第一层效益是能改善环境，第二层效益是利用环境税去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西方学者认为征收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因而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运用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即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益。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6〕关于第二层效益即减少经济事前扭曲的争论很大，但是，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已形成较规范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并占有一定的财政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入的14%，占gdp的3．2%。〔7〕
（二）环境保护税具有经济杠杆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税收差异和优惠政策，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利用的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缴部分或全部税款的优惠措施，而对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加收环境保护税，这样的措施有利于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推动清洁工艺的创新，因为生产者有动机去发现可供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比较保持现有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与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技术创新成本小于税收，那么污染就会减少，一直减少的污染控制成本等于税收时，达到污染减少的最优水平。假设所有污染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将会最小化。例如瑞典对含有硫磺的柴油燃料征税，这促使人们开发了新的清洁燃料。
（三）环境保护税能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少的污染产品
尽管环境保护税有的征税目标是消费者，有的是生产者，但是最终，所有税收引起的费用都会转嫁到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购买污染产品将要多付费，承担额外的环境污染成本，而选择清洁产品则没有额外费用的产生，例如，消费者使用含铅汽油就需要比使用清洁燃料多付费。因此，环境税能刺激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消费方式，最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减少污染控制的成本
环境税减少了污染控制的成本，因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需要承担政府失察的成本。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掌握在污染者手里——决定是继续污染并支付相关税收还是采用新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做生意，污染者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选择的收益来加以决定。在这种机制下，减少污染措施所需成本过大的污染者会倾向于支付环境税，而那些减少污染所需成本很低的就会倾向于减少污染。因此，没有政府的监管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3〕。环境税收与基于企业协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措施相比，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较少受到“管制俘虏”的影响，因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例如，我国的增值税税法中规定，对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资源税法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法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按照排放量的大小规定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税种的设立并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环境保护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为课税对象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税。
（一）构建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若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1、公平原则。由于每个纳税人对环境的占用是不均衡的，因此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出“谁使用、谁付费”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就能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平。2、效率原则。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与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环保专门知识紧密联系，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测量、对固定大排放源进行定期监测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因而要避免为求准确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环境税，税务机关应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征管效率。3、循序渐进原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遵循渐进原则，分类分期实施，以给污染企业留下足够的时间，便于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削减污染技术，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二）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国际上通常把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但目前我国尚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因而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宽，应根据国家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征税对象入手。根据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应首先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这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又有大量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其次，待时机成熟时，可以将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税范围。
（三）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8〕。第一种税基的核算比较简单，但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只有减少产量才能减少税负，这既会妨碍防污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二种税基只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中含有污染物就需纳税，而不管其最终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相较而言，第三种税基最为可取。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污染企业在维持和增加产量的同时，只要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就能减轻税负。这既不会妨碍污染企业自由选择污染防治办法，又能促使其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增强了企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四）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9）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步。昔日的山青水秀土肥村美的秀丽乡村，出现了水体大面积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垃圾随意堆放、工业污染加剧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策、资金和j9九游会的技术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后于城市速度，对农村居民卫生和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近期国家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力度，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农村的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使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并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切实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一)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系统破坏
农村水体污染主要表现是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污染饮用水源，无法满足农田灌溉；同时近几年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河流断流，湖泊萎缩，鱼虾绝迹，天然绿洲消失，水库蓄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固体垃圾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村庄建设规划差，基础设施少，道路无硬化、无公厕、人畜居住混杂、不可降解农膜使用量急剧增加却无法回收，固体垃圾随意堆放。
（三）农业生产不当，环境资源破坏严重
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滥施农药、化肥，恳荒围湖造田，乱挖乱采，不仅农业产品受到严重污染，也逐渐污染了土壤、空气、水源，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自然灾害多发，土地退化、沙化、碱化严重，进—步加剧了人地矛盾。
（四）集体林权改革滞后，林业生态系统破坏
集体林权改革滞后，经营主体不明确、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盲目开发山区，发展果业，加剧了森林植被破坏。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伐木为柴，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结果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物多样性环境遭受了破坏，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土地蓄水量下降。
（五）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的工业污染
乡镇企业大多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布局不合理、无集聚效应、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工业化。由于其生存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造成污染后缺乏治理技术与资金，治理困难，使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工业化污染问题。同时大量污染严重的城市工业企业搬迁到城郊或农村地区，或者直接将城市垃圾运往农村，造成城市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成因与对策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自然、历史、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原因，这里只对其法制成因与对策进行分析。现行法制状况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立法是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为重，环境保护为轻出发，“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①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以新的角度和新的观念完善环境法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下面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成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环境政策原因环境政策原因主要表现是环境政策失灵。环境政策失灵是指国家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政策失灵和微观政策失灵。宏观政策失灵集中表现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忽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缺乏必要的环境问题保护对策，只到07年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才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才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与城市相比，城市早已在这些方面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环境噪声和烟尘控治、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循环经济与节能及减排、综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同时还有“创建环境模范城市”的鼓励政策以及有“飞行监测、限期治理、关停企业”等强制措施，而农村在这些方面几乎是空白。微观政策失灵是指具体的环境保护政策的缺陷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政策不够健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实效性强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但因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已有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尚需完善。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工作力度，农村环保工作都还在起步阶段，其中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规模化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农药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等政策几乎是空白。因此，要根据农村环境问题量多面广、监督对象复杂的内在特点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实际现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支持工作，在政策上倾斜，在经济上扶持，在技术上支持。要多出台农村环保财政补助、污染减排财政奖励等政策手段，推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农村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有别于城市,但城市环境保护积累的经验和各项管理制度足以供农村环境管理借鉴。”②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资源、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支撑。所以加大政策保障措施，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二）立法原因
立法原因主要是指农村生态环境立法缺位，已有立法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环境保护法》立法时间较早，受时代影响侧重于工业污染控制和城市环境保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关注不够，仅有几个条文很简单。我国目前的诸多其他有关的生态环境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措施与制度规定不足。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缺乏统一规范，并且未能将农村环境、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生态的保护统一起来，农民的环境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行政法规不到位，本应弥补农村生态环境的上位立法的过于原则性和不足这种情形，却未能出台一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土壤污染防治、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③各地方即使有相关地方法规，在规定上也不尽相同，比较混乱，并且是条块分割，形不成完整统一制度体系。如农业部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农业环境，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各个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涉及到渔业、水利、林业多个部门，内容和规定都存在差异。因此，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农村环保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将来的《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强调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并制定农村生态环境单行法；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也要关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等专项法规，逐步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修订原有涉及农村环境保护而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责权清晰，有效防止农村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工业、生活以及外来污水和废弃物的污染，防止农村生态遭到破坏。
（三）法律制度原因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考察现有的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会发现现有的制度比较零散、不全面，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从而导致制度缺位、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的情况。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虽已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应用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同时在农村生态保护方面仍存在制度缺位现象，至今仍没有一套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具体安排。在这种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诸如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与污染严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再次，尽管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致使制度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环境污染的治理制度来看，如排污收费制度，资源收费制度虽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中存在着一定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计划、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个部门，管理体制与环节多、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造成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因此要尽快建立起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制度。“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和考核体系建设要尽快建立,将城市环保和农村环保置于平等位置,从法律、法规体系上,对农村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④它是构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基本内容，对于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目的与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制度应当包括：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制度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切实可行外，还应建立如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农村清洁生产促进实施制度，生态环境建设问责制度、农村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考核制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农村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环境破坏事故防范与预警制度、农村环境纠纷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制度等。
（四）政府管理原因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管理不当。主观上来看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是有政策但政策在部门之间协调不足或冲突，无手段和措施来达到政策目标；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有效行政管理工作体系和管理措施。客观上是农村生产与生活中不科学的行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生活陋习和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缺失，企业地处偏远、点多面广，排污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监管主体很难界定，难以用城市的监管的手段与用行政执法的手段来治理。因此要克服以上不足，农村环境治理要走与城市环境治理不同的工作思路，要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变监督管理为预防管理，变单纯的依法行政为服务与执法相结合。具体工作中要将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工作体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落实工作人员与经费，探索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农村环保治理社会化管理模式和机制。其次，制订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意见，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将各项整治和建设任务分别落实到相关部门，并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制，设立环境指标作为对乡镇考核的重要指标，专门出台年度生态任务和环保专项行动考核办法。再次，要强化农村环境服务与执法力度。在服务上，要象创建国家环保城市一样大力开展生态乡村示范创建，重点开展农村工业点源污染防治、生活污水与垃圾治理、农村畜禽养殖业的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流域河道整治、生态产业实施等关键工程。加大农村农业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的推广运用力度，落实好“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的政策措施，做好农村环保项目申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在执法上各执法单位要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和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加大农村环境执法力度。超级秘书网
（五）生态环境技术规范制定与推广原因现阶段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足，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很欠缺。滥用化肥与农药、秸杆随意焚烧、家禽粪便污染水源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却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浑然不知。长期以来，农民缺乏环保理念，而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主导作用不足，农民缺少科学规范来保护环境，也缺乏科技与资金，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过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随着各乡镇精简与压缩，基本处于瘫痪与失灵状态。既是尚存的农技推广系统由于缺少财政支持，也无法开展农业技术推广，从而切断了农民获取环保措施的最重要渠道。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正是由于存在着政策、技术、经济等方面问题，从而使农村污染治理体系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基本没有形成有效防控与治理机制。因此要组织农业科技服务专家队伍，在农村中大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科技知识，提高农村干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大力推广绿色植保和环保防治技术，引导农民发展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畜牧业、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等环境问题；要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农药、化肥、农膜等对农田和水源的污染。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的监测工作,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要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农民群众的特点，采取符合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群众的形式，制订简单易懂的安全控害技术规程，把农产品安全生产安全与监控、农村生活污染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药化肥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技术编发成切合实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手册，把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科学规范以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送到农民身边、农户家中，使环保科技知识与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三、结论
环境法制建设是事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篇（10）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关于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学界一般把该罪解释为过失犯罪。2011年5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不仅把原来条文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废物”，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随后，最高司法机关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和解释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应当如何解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才有利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均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本文以实质解释为立场，以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变化为线索，对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刑法》第338条修改前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因而无所谓该类犯罪的法益问题。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前，环境污染犯罪在我国《刑法》上被类型化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刑法理论认为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①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理由如下:一方面，《刑法》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指狭义的社会秩序，即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因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管理秩序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提供了依据。而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权和人身权。但问题是，侵犯了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就一定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是如何被度量的呢?修改前的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侵害犯，即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本罪。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坚持仅仅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那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没有实质内容。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的追诉标准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从该条的基本内容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诉标准仅限于对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程度和对人身的伤亡程度。②可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身没有实际内容，必须通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表现。换言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解释，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此来看，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进行文义解释，并参考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二者之间是选择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而通过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来具体化，显然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法益观。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是西方各国确立刑法法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目标设定。”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理论在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同时，对超个人法益又做了“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限制。④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把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设置或者解释为是否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要素。显然，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的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第338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罪状部分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二是把原来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三是把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中，删除“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从逻辑上看是扩大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但实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因为所谓排放、倾倒或处置无非就是“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把“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显然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因为危险废物的范围必须依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6月6日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但在确定有害物质的范围时，就不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限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然是扩大了行为和结果的范围。一方面，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积累性的污染行为被纳入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结果被纳入了处罚范围。⑤可见，立法者修改《刑法》第338条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范围。从实质上看，这一修改的背后正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已经指出，“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⑥换言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不限于此。所以，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保护的法益包括两种:一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而且遭受侵害后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环境利益;⑦二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⑧在《刑法》第338条被修改之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⑨但问题是，《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是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解释，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尚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已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罚，相应地，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保护。所以，坚持以《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观点，不当缩小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人的生态法益和非人类的其他主体的生态法益。其中，秩序法益是指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管理秩序。从逻辑上讲，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中，秩序法益的侵害是必要条件，却非为充分条件，即污染行为虽侵害了秩序法益，但没有侵害到生态法益或侵害生态法益的程度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瑏瑠问题是，既然单纯侵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不能够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秩序法益又怎能是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呢?可见，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应当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理解为环境利益，表现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其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应地，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只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一种。瑏瑡除此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还包括严重污染环境但尚未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可能侵犯的环境利益。
三、《环境污染解释》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虽然扩大了处罚范围，但近年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并未因此而有所下降，依然呈高发态势。过去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上，近年来大气也被严重污染，形成了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齐头并进的态势，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偏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而任由企业污染环境，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高额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在于法律保护不完善，环境保护部门执法能力较差，公众监督力量弱小。瑏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联合了前述《环境污染解释》。《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其中，根据《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的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有实施前列行为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我国有学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当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时才能以犯罪论处。然而，《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将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瑏瑣事实上，除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属于这种情况之外，该条前4项规定均属于这种情况。这四项内容是:(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只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和第三项虽然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的危险物质的数量，但达到这一数量的并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均超出了《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用语的含义范围，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瑏瑤然而，就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形势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无疑顺应了人们普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潮流。既然属于超出刑法用语之含义范围的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扩大了处罚范围，相应地，也拓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范围。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的处罚情形进一步类型化为两类:一是只处罚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二是处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瑏瑥这两种情形都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均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换言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承认了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且其中的危险是对环境的危险。瑏瑦可见，《环境污染解释》虽然未增加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种类，但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而且，《环境污染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上实现了多元化。详言之，《环境污染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不再仅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参照，而同时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环境要素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是否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为参照，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迈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